“刺桐红”是泉州读者的“心灵天空”

“五一”期间，来自全国的近80位专家学者共同在泉研讨中国散文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会上专家学者们不仅探讨了中国散文的各种问题，对泉州的文学发展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对于泉州文学发展有什么建议，文学后辈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及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杨义，同时也采访了北京大学教授、北大中文系原主任孙玉石。学者们建议，泉州文学创作应该立足于本土，创造出更多具有“地标”性质的作品，才能如敦煌反弹琵琶的"飞天"一样，给世人留下难忘的泉州印象。

杨义，1946年生于广东省电白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在海内外出版著作30余种，论文300余篇，总著作量在八百万字以上。《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开了个人独立写多卷文学史的风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上、下卷）创造了“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被认为是文学史写作独创性和多样性的一个范本；《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被国外博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在叙事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典范”；《中国叙事学》是以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为本，参照西方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理论而形成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2001年出版的《李杜诗学》被誉为新世纪的诗学力作。

杨义：

泉州本土作品应具“地标性”

找到杨义老师时，他刚在研讨会上发表完讲话，点起一根烟，杨老风趣地说：“10多年我就被泉州的历史文化‘倾倒’，这次故地重游看到泉州的巨大变化，感受更是与十几年前不同。”

被泉州历史文化倾倒

说起“被倾倒”的事，原来杨老当年到泉州游览开元寺，为了拍下寺中古树，差点从台阶上摔下来，这也有了杨老口中的“倾倒”一说。“泉州还有很多历史文化遗产，我这两天还要赶紧收集、参观一下”，对这次泉州之行，杨老充满了期待。

言归正传，杨义这次的讲座名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和他的一本书同名。文学史的写作到现在有一百年了，已经写出来的文学史，大概超过了一千部，那杨老师为什么还要“重绘”呢？

“一千多部文学史到底有多少部能够流传一两代人？能够不只是学生去读，不是为了考分、为了考试，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必读的书，到底有多少种这样的文学史？我看是寥寥无几的。”

杨老师说，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大体上是为了大学的教学和考试，是知识性的文学史，应该在这种知识性的文学史里面增加智慧的成分，形成知识和智慧融合在一起的文学史。因为知识是人得出来的结论，而智慧是得出这个结论的生命过程。“现在的很多文学史，往往是贴标签，把一段段历史、一个个人物像剪纸一样裁成一片片，写作没有了创意，历史、人物没了生命”，如果我们要对文学史进行生命分析的话，可能很多东西还要重新来写。

本土写作要“多出门走走”

对于泉州的文学创作虽然热闹，但仍缺少突出的作品，杨义认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泉州目前的文学创作队伍并不弱，很多文学青年都表现出了不俗的创作功底，泉州的本土文化底蕴深厚而有特色，是创作的极好源泉。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素有“海滨邹鲁”“世界宗教博物馆”“光明之城”的美誉，历史积淀让泉州文人在创作上有较为深厚的底蕴；这里又是一个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就像深圳有“打工仔文学”一样，在泉州也同样有培育类似文学创作的土壤。本土写作，并不在于本土作家的多少，而在于作家、作品一是要体验本土，二是要找到并挖掘本土的体验。

杨老师说他去过很多地方，几乎每一处都有泉州人存在，泉州人的拼搏、刻苦精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建议泉州的文学青年要多出去走走。因为如果总在一个地方浸泡，是感觉不到这个地方的特色的，要通过比较才会发现独特之处，才会对家乡充满自豪感，继而写出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学作品。他说，文学作品只有将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写下来，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最好把文学创作当作生活‘插花’”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写作就是其中一种。当这种兴趣和爱好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走上职业的道路，认为自然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前途看似一片光明。

但是，当写作成为职业之后，人们为了谋生，为了一些近利，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比如为了媚俗，为了赚钱，为了出名而去做一些违反艺术原则、道德标准的事情。久而久之，人们对艺术本身，难免会丧失原有的、真正的兴趣。

“人们经常见到一些音乐人、作家、编剧关起门来搞创作。他们甚至很勤奋，也能很多年如一日地坚持，却怎么也造不出‘一辆像样的车’。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往往早已穷困潦倒，他们的路越走越窄。”

从经济角度说，杨老师说：“我奉劝那些有志于文学的人们，还是要先解决物质上的需求，也比所谓创作强。从精神角度说，如果你还停留在发表的快感中，也请你搁置文学，因为那既不是一般的群众娱乐，又不是神圣的提升境界、传播人道世教的修炼、实践。”

在中国文坛，有两种人过得比较稳定，一是驻作家协会拿工薪的人，二是和书商、经纪人、出版社、媒体合作成功的“职业写手”。在当今形势下，全国领了作家证的人最多有大约1%%可以为文生存，但发不了财，挤不进中产阶级的行列，更谈不上富翁了。

从业余爱好角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别人利益，你要爱好什么都行。杨老师说，“但文学创作是清贫的，我们要应对这样的清贫，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当作一种业余爱好，暂时不要‘职业化’，让写作的愉悦为生活‘插花’，而不是使生活变得潦倒”。

孙玉石，辽宁海城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五四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著有学术研究及诗歌论著《〈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合作)《中国现代诗歌及其他》《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散文集《生命之路》等。

孙玉石：

做一个走进大众的“解诗人”

采访孙玉石老师时，他正坐在沙发上仔细地翻看泉州本土的一本文学杂志。对于这样本地的创作集子，孙老赞赏有加，他说，没想到在泉州这个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学、诗歌在这里还有这么广阔的田地，“有些诗歌更是让我如同回到少年时代”。

“泉州诗人曾影响我的人生道路”

孙老师10多年前到过泉州，这里悠久的历史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谈起对泉州文学的最初印象，孙老说，那就得追溯到50多年前他的大学时代。当时刚考上北京大学的孙老对诗歌就产生了很大的热情，在那几年间，泉州人蔡其矫的诗歌就深深影响了他。“上世纪50年代，蔡其矫放弃仕途，保持诗人身份，当人们争相写颂歌之时，他却另辟蹊径，写出了直面历史沉痛与生活艰辛的《雾中汉水》《川江号子》等力作，他的诗歌不仅影响了年轻时候的我，我的一些同学也是他的‘诗迷’”。

冰心、蔡其矫、舒婷……说起福建、泉州的诗人，孙老师说这些人有些对他选择诗歌这条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则是他诗歌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诗歌并不景气的时代，他从福建、泉州的诗人们身上看到诗歌发展的希望。

“解诗是一项普及工作”

“当代中国诗歌有不少是很‘个性化’的，诗人以自我为中心，在象牙塔中无病呻吟。”孙老师直言不讳：“中国当代诗歌的总体现状是很不景气的，诗作良莠不齐，人们对诗歌的态度越来越冷淡。正如俗话所说的，‘现在开银行的多过存钱的，写诗的多过读诗的’。”

“我的一个学生曾经把他写的诗拿给我看，有些连我都看不懂”，孙老打趣说，“这其实是一个诗歌大众化的问题”。造成“写诗的多过读诗的”这种局面，与诗歌和大众之间存在阅读障碍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有不少人认为诗歌不需要解读，要靠读者自己理解，“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读得懂当代诗歌”。“为了诗歌的普及和大众化，我们就不妨做一些解读的工作”，孙老说，解诗不仅是单纯解释诗歌，也要引导大众去欣赏美，享受诗里的意境，算是一种普及的工作。

对于诗歌创作的出路很不好说，因为诗是属于那种用心来生活的精神贵族的，不论到什么时候，总会有这样的人的，也许不多但肯定会有。“所以，我想在将来，像唐朝那样的诗歌盛世也许不会再现，但是好诗还是会如细细长流的泉水一样永远流传下去的。”

期待泉州文学出现“繁星”现象

看到泉州晚报上有《刺桐红》这一文学版块，孙老说这里应该成为泉州读者的“心灵天空”。而对于有志于进行创作的后辈们，孙老建议，写作首先应该静下心来。

“在我看来，泉州后辈文人有很大创作热情，但热情并不因作品发表而满足，很多文学作品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也许有些作品现在的人们读不懂，像戴望舒的《雨巷》，当时就受到胡适的批评，但10年、20年后会有人读懂”。孙老说，“这需要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对于泉州爱好写作的人们来说，有《刺桐红》这么一个‘心灵天空’，是他们创作的福气”，孙老寄语本地创作者们，应当更加关注时代、民族和本土文化，提供更多利于人们思考的作品，“我期待在泉州这片土地上产生更多的‘星星’，闪耀在‘心灵天空’上。”

泉州赠立郑成功雕像

于台南碑记

夫地以人而名世者众矣，以人而缔缘者希。有之，盖在台海两涯焉。其地乃泉州、台南，其人即明延平郡王郑成功也。

延平祖籍泉州南安，其壮举勋业，史乘所载备矣，特以驱荷开台，厥功至伟：非唯补阙金瓯，捍我主权，且令西方列强为之辟易，其东亚殖民之锋锉而久顿。是则郑氏以驱荷英雄称世而四海咸钦焉。

永历十五年二月，延平亲统水师数万，跨海东征而直诣台南。旌麾所向，鹿耳门穿，赤城下，热兰遮降，荷酋就范于城下之盟而西返。台湾既取，延平即以远见大略，开府置县、垦殖薄赋，广兴文教、通洋懋贩，徕民泉漳、敦睦族群。凡其开发经营诸举，皆肇于台南。尔乃岛内政制同于大陆，犭丕榛之地悉为膏腴，中华文明播于海东，而台民亦祗郑为“开台圣王”也。

延平奋翮建功之地，庶几在乎泉州、台南耳。嗟夫天不假年，先基始复而将星遽陨。原瘗于台南洲仔尾，后归葬泉州水头覆船山，殆亦遂其夙愿哉。初，改热兰遮为安平镇者，得非藉寄故乡乃泉州安平之思欤？

郑王已逝三百余载矣，而海峡两岸铭篆弥深，俎豆绵延。凡建祠庙奉祀者，数以百计，唯泉州、台南各有延平郡王祠最盛，善信往来，香火相映，其渊源一也。

迩者泉人于市区大坪山立一延平铜像，万众瞻目希，仰之弥高。兹复雕其石像以赠台南，立于开山路其祠侧，盖为彰王沛然台海之遗烈，且增两市系于英雄之夙缘也。夫斯祠也穆穆，斯像也谡谡，惟我同胞瞻谒之际，其得无肃然而思有以缵绪者哉！是为记。泉州人民于戊子年桐月赠立温陵王仁山撰文

历史的背面

□仲利民

清官、忠臣、良将历来受到后世的敬仰、爱戴，他们在历史进程里不断地演变，渐渐地成了完美的圣人，再也找不出一点瑕疵。然而，在人们的顶礼膜拜中，有多少是理性的继承？为什么就不能说说这些站在神坛上的英雄豪杰们的缺点？

明朝的海瑞正如他的自号“刚峰”一样正直、清廉。在嘉靖四十四年，他曾经抬着棺材犯死直谏皇帝，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的行为为他赢得极大的声誉，也让他的政治前途如日中天。在历史上，海瑞一直是清正廉洁的官员表率，他倡导为官要正直，不要阿谀奉承，但任何事情一味地重表象，而不能由表及里，则必然会导致矫枉过正的闹剧。

有一次，海瑞接见属官，他发现有位姓郁的安徽绩溪县令，在他面前总是挺身而出直着脑袋，一副不事权贵的倔强形象，不由大为赞赏，以为是正直的表率，立即向上推荐此人，升为刑部郎中。知道底细的人一时传为笑谈，因为此官不仅年老体弱，而且昏庸无能，他之所以“不低头”，不过是因为年纪大了，颈部僵直，低不下来罢了，何来的“正直”？如此主观办事，想让海瑞事事清明也难。

另一位明朝官员张居正，也是一位颇有清誉、卓有实绩的官员，但是他同样有鲜为人知的缺憾。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守祖制，张居正应回家“丁忧”三年，为父亲守孝，这是人伦常情。但是古时的丁忧期间，官员应辞去职务，不理朝政，这对正处于权力中心的张居正来说，是一个左右为难的事情。

后来，他与当时的万历皇帝私下里商量好了，先搞个形式做做样子，他当然要上书朝廷，遵守旧制，回家为父亲丁忧去，可是皇帝按他们私下的既定原则，不允，这就给了张居正一个台阶，用以遮掩别人对他的不利言论，是皇帝为了国家大事不允许他回家丁忧，并非张居正不顾人伦常情舍不得离开权力中心。

然而，事情并非张居正想像的那样简单，无论是出于遵守旧制，还是有人眼热张居正当时的位置，就有人借题发挥，觉得还是让张居正回家丁忧才是正确的。有人揭开了张居正的这层遮羞布，让张居正非常恼怒，花费了很多心思才安排好的结局，你们跟着闹什么闹？并且其中还有张居正的门生吴中行与赵用贤二人，这让张居正恼羞成怒，觉得这是一场夺权的阴谋，必须要严加惩处。于是，在午朝门外，这些上书皇帝的大臣被杖打得血流满地，鬼哭狼嚎，才算压制了这次事件。

倘若张居正觉得“丁忧”这种制度有损官员为国尽力，尽可以拿出讨论、朝议一下，把它彻底废除好了，何必鬼鬼祟祟地既想维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而又要别人遵守自己却例外呢？

另一位大忠臣诸葛亮，更是人们心中无与伦比的圣人，三分天下，他帮刘备登上帝位，后又扶助幼主阿斗，可谓鞠躬尽瘁，哪里能找出他丝毫过失？非也，他的过失也很明显。

刘备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都说阿斗无才无德，昏庸无能，这似乎不合事实，那刘备也是一代英才，肩挑草鞋闯出了自己的天下，如何不识人？只是以后需要仰仗诸葛亮，不如把那层窗户纸挑明了说，让诸葛亮无后顾之忧彻底安心地做好扶助幼主的工作。

诸葛亮对军中事务，国家大事，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并且事无巨细，可是作为如此聪明的诸葛亮，他不可能不知道人才是需要锻炼的，他什么事都不放手，别人哪里还有机会实践呢？不仅大事如此，就连皇宫后院那点小事，诸葛亮还派上郭攸之、董允等人进行干预和监管，什么事情都要幼主请示他们，向他们汇报，这哪里还是皇帝，分明就是“囚禁”，阿斗那时已经二十岁了，国家大事参与定夺的很少，连自己吃饭、生活还要官员来管着，就未免有点不正常了。

诸葛亮想让阿斗成为什么样的帝王可以一目了然，如果诸葛亮真的为蜀国着想，他就应该及早地培养阿斗的能力，并逐步地让阿斗丰富实践经验，而不是事事依然按丞相的吩咐去做，并且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样连生活也不能自理。

后来的蜀国灭亡，主因是阿斗无能，诸葛亮也应分摊一半责任，如果他对国家负责，就应取阿斗代之，如果他向阿斗尽忠，就应考虑更多地锻炼阿斗的能力，让他能够挑起一个国家的担子，这才是真正的忠臣良将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