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峥嵘岁月历泉州变迁

60年风雷激荡，60年风雨兼程。穿越60年的时空巨变，昔日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有志青年，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昨日，在泉州市老干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这群亲历和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诞生、建设、发展历程的老同志再度聚首，向人们讲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毕生难忘的燃情岁月……

[抗战时期]

袭击敌军碉堡

成功突破包围

“抗日战争中，我们既主动向敌人发动过攻击，也曾经遭遇日军的包围，还遇到过被国民党军队背后袭击的情况。”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同志朱展华如是说。自1938年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参加青年抗日救国运动之后，朱展华于1939年参了军。“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陇海南靖支队被改编为新四军四师九旅，朱展华在部队里先后担任过文化教员、文工团团长，也经历了打游击战的艰苦岁月。

朱老至今仍记得，1940年10月发生在安徽泗县张楼的那场战斗。“我们一般是白天隐蔽，夜里打仗。有一天夜里，我们去袭击日伪军的碉堡，退下来以后就被日本鬼子包围了。那里四面都是水，日本鬼子牢牢地守住唯一的出口，要想突围真是太难了。”经历九死一生的浴血奋战，朱展华所在的部队才得以成功突围。

“1937年，日本人入侵我的家乡——山西武乡，一年里进行了三次扫荡，全村一共70多户，三分之一年轻人被抓去当壮丁。”追忆抗战岁月，现年84岁的老同志张田丁说：“敌人很凶残，他们实行‘三光’政策，一天打死我们四五个人。”1939年，14岁的张田丁加入地下党组织，并在区抗日宣传队当起了宣传员。1942年，他到太行山晋冀鲁豫联合中学念书，和同学们一起，除了学习文化课，还一面生产，一面与敌人作斗争。“学生的力量有限，敌人少的时候，我们就主动打他们，破坏他们的电线，拆桥梁；敌人多的时候就跑，跟他们打游击战！”“小米加步枪”就是当年抗战最具代表性的写照，张田丁回忆，在日军的扫荡与封锁下，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一天只能吃上四两米，只有吃糠吃草、啃树皮来填饱肚子。张田丁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敌人冲上山闯进他们学校，险些来不及逃跑的张田丁差点就成了敌人的俘虏，“敌人紧追不舍，差一点就把刺刀刺进我的屁股！”

[解放时期]

山区组建游击队

物资供应稳民心

“1948年下半年，毛主席提出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老同志齐世和回忆说，1949年春天，他报名加入长江支队，并随部队南下。“9月3日，我们长江支队第一大队随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南下到达泉州，6日，在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主持下，我们与泉州闽浙赣（闽中）、闽粤赣（闽西南）两个系统党组织的负责人会师。”9日，双方共同组建的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随后，“各个县成立县委、县政府，当时我在第二中队，随队到南安去组建政权”。

在人民解放军抵达泉州之前，中共闽西南党组织也在广大山区领导着人民革命斗争。1949年2月，在厦门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念书的张永年，因组织学生运动而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与另两位同志来到永春坑仔口。于是他们白天教书，晚上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征粮、征兵、征税的“反三征”运动，成立了“抗争会”。1949年5月，永春游击队组建后，准备攻打达埔。挺进达埔时，被对面山头碉堡上的敌人开枪阻击。张永年等人带领着六七个游击队员组成突击队，沿着一条小溪，准备绕到达埔街后面。走在前面的一个游击队员的手腕突然被机枪打中，张永年背着他退到达埔粮站门前，替他包扎后再跟上突击队。腹背受敌，碉堡内的敌军很快就被击败。至此，永春西部游击区连成一片。60年后再回忆这场亲身经历的战斗，老同志张永年仍然激动不已。

回忆起泉州解放的经过，时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委员、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副指挥员的老同志朱义斌仍历历在目。1949年8月31日凌晨，泉州团队部得知解放大军已逼近泉州，敌人将在下半夜撤离泉州，遂决定进攻泉州城。游击队沿着紫帽山向泉州城进发，在紫帽山发现泉州顺济桥和双沟桥火光熊熊，原来是敌人逃走时放火烧桥。游击队按原定部署，抵达浮桥后分头行动，第三中队进驻城南郊朵莲寺，扼守华洲；第一、第二中队进城，分别到当时的国民党晋江县政府、专员公署和警察局，收缴武器弹药，救出关在监狱里的同志和一些群众。“当天下午人民解放军大批队伍陆续进入泉州城，与人民游击队会师，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大放鞭炮，泉州解放了！”

解放后的泉州，由于土匪恶霸猖獗，社会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剿匪反霸便成为当务之急。“我们每解放一个城市，首先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保持社会安定，一件是保障人民生活。”泉州解放后，王福起跟随部队进城时看到的景象是：当时的泉州城空空的，中山路上的私人粮店因为听到各种谣言也都关门歇业，人民群众的生活没有保障，老百姓一下子就慌了。老同志王福起说：“政权建立后我们马上着手开展剿匪反霸，营造安定的生活环境。紧接着在10月中旬成立了国营贸易公司，抓物资和粮食供应。有的从外面调粮，有的向群众借粮，第二天公司就把粮食摆了出来，粮价又低，老百姓的情绪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关门了两天的粮店见状也都重新开门营业。我们大量收购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同时组织工业品供应给农民，在中山公园开展物资交流，当时的情景像赶集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

亲历泉州巨变

成就振奋人心

1949年9月初，时任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一大队六中队分队长的朱展华和战友们第一次来到泉州。就是从那时起，他与泉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亲眼目睹泉州这60年的飞速变迁，朱老感慨地说：“还记得我1952年4月任泉州市副市长的时候，泉州市区只有7.2平方公里，人口大概是12万8千人，而当时的德化县城就有14万人口，泉州市区的人口还没有德化县城人口多。”过去，有句话形容泉州是“东西双古塔，南北一条街”。在泉州待了这么多年，现在再看这座城市，朱老笑着说，“多了这么多条街道，让我分辨我都辨不清了。”

在张永年眼中，1949年的泉州“总体上看是一个荒凉、破败的城市”。1952年，张永年到泉州工作，那个时候城市也还没有明显变化，“只有开元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比较有特色”。前不久，他带着一位从香港回来的老朋友到街上逛逛，那位老人感慨地说：“街道宽了，房子变新了，街上的年轻人精神面貌也变好了，跟过去的泉州完全不同。”

回望1949年泉州解放之初，王福起印象最深刻的是泉州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当时泉州有几家著名的老字号，开罗服装店、万国皮鞋店、罗克照相馆，除此之外没有留下什么工业。”后来，农业机械发展起来，开办了拖拉机配件厂，慢慢地，工业生产开始恢复。“现在可不一样了，当时的工业产值还不到现在的一个零头。”

对于泉州交通的巨变，老同志胡美金的体会很深。1950年，胡美金调到永春当县长。他清楚地记得，到永春赴任的那一天，他背着行囊，揣着一把手枪、一把雨伞，一大清早就出发，一路走到了永春。年过八旬的胡老说，从永春到泉州市区，走小路也要60多公里，而且一路都是山路，崎岖难行。“这倒也没什么，当时还担心一点，永春是山区，虎患还很严重，走山路就怕遇上老虎。”

从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到骑自行车、雇摩托车，再到后来坐上了汽车，渐渐地，胡美金往返泉州和永春的交通工具开始“升级换代”。不过，刚坐上汽车那会儿，路况特别差，从永春到泉州开会一般都要提前好几个小时，就是怕汽车路上抛锚，误了开会的时间。现在有了泉三高速，胡老只需花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永春去见见老朋友了。

看得见的物质变化已跃然眼前，那些不知何时起在人们心中悄悄生根发芽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令古城的面貌焕然一新。长期从事文化工作，老同志何勋感触最深的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泉州人民对传统地方戏曲的抢救、保护和传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1958年，何勋等人组织创办了泉州侨乡歌舞团（泉州歌剧团前身），排演了很多具有侨乡特色的剧目，像《素馨花》、《光明之城》、《台湾舞女》等，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1989年离休后，何老又开始从事地方戏曲研究和抢救工作。看着梨园古典剧院、南音艺苑等专业表演场所纷纷落成，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新老戏迷，何老觉得，泉州地方戏曲的未来大有希望。